【前言】
1953年1月29日那天，毛主席拍板决定，搞了个中央编译局。这个局啊，主要就是干一件事：把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这些大佬的书，都给好好翻译出来，让大家都能系统地读到。
中央编译局刚开始的头儿，是大名鼎鼎的俄文翻译专家师哲。他给毛主席、周总理这些大领导都当过俄文翻译。打那以后，师哲带着编译局的伙伴们，一个个都埋头苦干，亲力亲为，为推广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加强党的思想工作，可真是下了大力气，立了大功劳。
师哲以前一直在苏联干活，而且在苏联的安全机构里还是个不小的官，这种情况真的很少见。在苏联的那段日子，锻炼出了师哲遇事超级沉稳的性格，就像大山塌了面前他都不会变脸一样。
【师哲与苏联长达15年的不解之缘】
师哲诞生那会儿，国家正被外敌欺压，失去了好多主权，处境特别惨。就在那会儿，各种想救国家的思想开始流行，好多爱国的年轻人，都觉得救国救民是自己的责任，纷纷加入了革命的队伍。师哲也是这些满腔热血的年轻人中的一个。
1924年的时候，师哲受了一些早期共产党人的启发，就加入了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开始慢慢接触并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到了1925年，因为国共开始合作，师哲就决定放下笔杆拿起枪杆，加入了冯玉祥的队伍，还去了开封陆军训练处接受训练。从那时候起，师哲就正式开始了他那充满曲折和变化的军旅生活。
1925年那会儿，师哲接到任务，去了苏联读书，他进的是基辅的军官联合学校，学的是工程专业。到了第二年10月，师哲就正式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一员。
1929年，党组织给师哲下了新任务，让他从莫斯科军事工程学校调到苏联的国家政治保卫局，也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克格勃，那可是全球四大情报机构的老前辈，当时还叫格别乌。
师哲在这儿主要是管查间谍，还有看着怎么处理那些偷偷过境的中国人。马占山在苏联那会儿，就是师哲在负责照应他的生活。
在苏联的情报圈子里，师哲并非首批接受训练的红色特工。早在1926年，陈赓和顾顺章就已经在那里接受过训练了。
原本打算，师哲1931年要回上海开始党内的工作。但顾顺章背叛后，上海中央受到重创，师哲回国的安排也就泡汤了。从那以后，师哲留在苏联的安全部门，一干就是9年，结果他成了苏联情报系统里工作时间最长、职位最高的中国人。
那时候，师哲亲身遭遇了苏联的“肃反”风波。在这场大规模的“清理行动”里，每个人都感到自己可能随时会遭殃。师哲手头要处理的案子堆积如山，根本看不过来。他回忆道：“那时候真不清楚到底肃反了多少人，我就觉得上报的案件实在太多了，光是翻那些卷宗就翻得手软，我有段时间都感到特别困惑。”
师哲遇到难题，不知道咋处理，于是就去问上级领导。可没想到，领导给他的答复却是：“你自己看着办吧，只要别把自己搭进去就好。”
这个要求听起来好像没什么限制，但实际上根本做不到。没过多久，那个曾经提拔过他的老上司，就被判了枪决。还有他的一个同事，仅仅是因为打了场网球，就被人举报说和日本领事馆有牵连，结果在办公室里自己结束了生命。
在那个大家都心惊胆战的白色恐怖时期，师哲身为中国人，能逃过那场“大清洗”，可真是走运到家了。跟他一块儿干活的王仁达就没那么好运了，他在肃反运动里头被发配到外地，一直到1956年才好不容易回到了咱祖国。
虽然侥幸没在大清洗中被波及，但苏联情报系统里的外国面孔终究还是难逃被清退的下场。1938年，苏联出了新规定，说是不让外国人再在内务系统里干了。这么一来，师哲在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那长达9年的职场生涯和生活就画上了句号。
后来，任弼时，就是共产国际里中共代表团的头儿，挑中他做了政治秘书，这一干，他就成了秘书圈里的常客。到了1940年3月份，师哲在苏联已经待了整整15年，他跟着任弼时一起回了国，还头一回见到了毛主席。在苏联的那段日子，师哲不光学习，还深入了解了当地的历史文化，这些都成了他以后干翻译工作的好帮手。
【师哲刚回延安，便听到一些议论之声】
到了延安，师哲虽然名义上还是任弼时的秘书，但实际上，他每天忙的是给毛主席翻译苏联那边来的信件，还得陪着毛主席会见苏联的客人。
师哲因为工作内容的调整，和毛主席接触的机会多了起来，自然而然也就耳朵边上总能听到些风言风语，里面就有聊到毛主席和江青婚礼的那些事儿。
江青和毛主席是怎么碰上的呢？这事啊，肯定绕不开康生这个人。
江青和康生都是来自山东诸城的同乡。早些时候，他们俩其实没啥来往，直到后来到了延安，两人才慢慢走得近了。
1937年夏天快到7月底时，江青抵达了延安，她被分到了延安鲁迅文艺学院去当老师，还参与了话剧表演这些文化活动。大概过了三个多月，党组织刚把江青的党员身份审核完，康生就带着他老婆曹轶欧从莫斯科回到了延安。
按照党的决定，康生接手了中共中央党校校长的职责，而曹轶欧呢，她被安排做了中央党校干部处的头儿。康生和江青两人走得特别近，一方面是因为他们是老乡，另一方面，从江青表演京剧时的一个细节也能瞧出些端倪：有回江青演《打渔杀家》，在一旁给她打鼓助威的，正是康生。
没过多久，康生就叫上江青，让她一块儿去枣园逛逛，这在当时可真是少见得很。要知道，他以前可是自己定下了死规矩：没他的同意，谁也别想从中央社会部那地界儿过。可这回，江青不光能进去，还能被邀请去枣园，看来那时候，康生心里已经盘算上了什么。
后来，没过多久，在鲁艺干活的江青就被康生弄到中央党校去了。为了这事儿，他们还特意搞了个小班，班里有江青还有其他五六个女学员。这个小班的所有事情，都是曹轶欧在管。
那时候，毛主席身边连个照顾的人都没有，康生瞅准了这个空子，就对江青说：“你赶紧去找毛主席。他现在孤零零的，生活上也没人搭把手，你多去陪陪他，帮他一把。”
因为有了康生的点头，江青才敢壮起胆子去接近毛主席。后来，也是靠康生在一旁协助和安排，江青成功进了毛主席住的地方。
江青头一回来到毛主席住的地方，主席瞧了她一眼，就问她：“你能给我搭把手，干点啥不？”
“过日子、家里的活儿，这些我全能搞定。”江青这样说道。
毛主席稍微想了想，又一次问道：“你这能承担得了吗？”
行，我能搞定，试试看吧。话罢，江青抄起扫帚就开始打扫房间。本来呢，打扫这些活儿都是警卫员小伙子们干的，但他们年纪轻轻的，干家务活不太在行，屋子里老是打扫不彻底。没一会儿，江青就把毛主席住的地方打扫得一尘不染，地面干干净净，连垃圾的影子都没了，原本杂乱的桌面也被她收拾得井井有条。
忙完清洁，江青显得有些不自在，和毛主席简单说了再见就走了，主席也没有挽留她一起吃饭。
过了两三天，毛主席住的地方就变得有点不整齐了。这时候，江青来了。她还是像以前那样，二话不说就开始动手收拾，动作麻利。在打扫的过程中，她尽量不发出声音，生怕会影响到毛主席的工作。
但她始终牢记康生的叮嘱，要自己主动关心照顾毛主席，所以总是不由自主地瞅瞅正在办公桌前专心工作的他。猛然间，她发现主席的胳膊肘因为长时间在桌子上磨蹭，竟然磨破了皮。她赶紧逮住这个机会，直接拉起主席的胳膊，指着那磨破的地方说：“主席，这儿磨破了，让我给您缝缝吧。”
这次搞完卫生，江青正打算走的时候，毛主席忽然喊住她：“走了老远的路，不如留下来吃个饭再走嘛。”
后来，江青就安顿下来了。没过多久，江青频繁去找毛主席的事儿，在延安就传得沸沸扬扬了，很多人开始反对他们结婚。那时候，不少从白区过来的同志对江青挺了解的，知道她以前的几段婚姻和在白区的经历都挺复杂，让人怀疑。所以，中央党校的学生们前后写了两次信，想让中央书记张闻天帮忙转交给毛主席。
起初，张闻天觉得这事儿属于个人隐私，没必要插手，所以就没把那些信转交出去。但中央党校的学员们挺倔，看他不打算管，就直接派了代表过来找他谈。代表一见张闻天，态度很明确地说：“这事儿可不是小打小闹的私事。咱们中国和西方不一样，在中国，领导人的婚姻大事能牵扯到政治上，所以，我们真心希望您能把大家的想法告诉毛主席。”
他们一再央求，张闻天最后挑了封学生意见最温和的信，交给了毛主席。这信是他从一堆里头挑出来的，算是最不刺耳的。可毛主席一看，脸色就沉了下来，当下就决定要和江青把婚给结了。
不一会儿，毛主席就安排了几桌朴素的宴席。可奇怪的是，宴席上居然没看到张闻天夫妇，一问才知道，他们压根没收到请柬。
在康生的精心筹划之下，江青和毛主席顺利地走进了婚姻的殿堂。
江青和康生因为是同乡，所以很快就拉近了距离。江青和毛主席结婚时，康生可是出了不少力，算是个重要的牵线人。这样一来，江青和康生的关系自然就更铁了。
在延安那会儿，江青亲手给毛主席织了件毛衣，同样的，她也给康生准备了一件。康生老是咳个不停，江青心疼他喉咙和脖子受凉，就自己琢磨着做了一条獭皮围巾送给他。
有一回，江青的牙龈肿得不行，康生知道后，就跟她说：“要不你试试拿竹粒泡盐水漱口看看？”说完，康生还把江青的厨师程汝明同志叫了过来，当面给他讲解怎么做这个竹粒盐水：
拿些新鲜的竹子，然后把大颗的海盐装进竹筒里头，接着把竹筒搁进烤箱烤一烤。烤到连竹子里面的那层薄膜都变成了炭，盐也变得黑乎乎的。这时候，你倒点水进去，拿这水每天漱漱口，连续漱几天，牙龈炎就能好利索了。
照着康生的方法弄了几天后，江青的牙龈肿痛总算是好了。
康生和江青之间还有很多类似的小事，从这些细微的行为里，咱们不难看出他们俩关系挺紧密的。
江青和康生关系很特别，他们互称师生。江青从不直接叫康生的名字，都是喊他“康老”。在江青眼里，“康老就是我那最棒的导师”，而康生呢，他也觉得“江青就是我那最出色的学生”。
不过，康生和江青两人之间，其实关系也不咋好。有意思的是，康生快不行的时候，居然说“江青是个背叛者”，还让人把这话带给毛主席。他还挺认真地说：“我这一走，就要去见马克思了，这也算是我给党留下的最后一点心意吧……”
康生在人生快走到尽头的时候，突然对江青出手，这并非像他说的那样是为了党的利益，而是有着别的打算。
那时候，毛主席在好几回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直接点出了江青的问题。康生瞅见这阵势，心里头琢磨着江青的政治路怕是要走到头了。他眼疾手快，紧跟着毛主席的步伐，立马转头对付起江青来，急着要跟她“撇清关系”。
从这个角度来看，康生和江青之间的实际关系相当错综复杂。他们之间的老乡关系和曾经的师生关系，不过是表面温情的一小部分，两人背后还藏着更为复杂、阴暗的利益冲突。
【师哲离开秘书圈后遭遇了人生低谷】
师哲一回延安，就因为还得回莫斯科给共产国际做报告，被康生和江青找去聊了些事情。说白了，他们俩就是想让师哲在共产国际那边帮他们美言几句。
师哲回想起在会议上聊起和康生过去打交道的事儿，虽说大部分细节都变得朦朦胧胧了，但唯独那些话，他一直深深地刻在心里头：
康生有言，想在中国把人际关系处好，交上真心朋友，得靠两样东西。头一个就是当老师，做教育工作者，能教出满天下的学生。咱们中国人讲究“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学生肯定支持你，不像苏联那边，老师和学生关系没那么深。另一个呢，就是当红娘，给人牵线搭桥找对象。
不过，后来搞了个“帮扶迷路人”的行动，师哲和康生之间就闹起了别扭。正因为这个，师哲不当秘书改去当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时，就被人给看管起来了，还单独审查了一番。
“挽救迷路同志”的行动是在“延安整顿风气”快结束时开始的。1943年年初，党内有些同志把敌人的情况说得太严重了，他们误以为我们党里已经混进了好多敌人。因为这个原因，不少从外面来的干部，特别是那些在“白色区域”工作的党员，都被当作可疑的人接受了调查。
审查工作进行后，问题就逐渐浮出水面了。那些被盯上的人，只要问题严重点，就直接被抓起来关了，问题不太大的，就还在单位里接着接受审查。
为了抓住特务，有的机关学校开始采取强硬手段，弄起了“强行逼问”那一套，紧接着，“紧急清查大会”就在各个机关、团体和学校里火急火燎地展开了，这股风还刮到了别的根据地。
七月份某一天，社会部治安科递交了一份报告，里面清楚写了“抢救运动”里碰到的问题，包括调查经过、数据啥的。中央政治局的人看了后，觉得这事儿很重要。
在开了三天、规模挺大、原计划十天的“帮教走错路的人”大会后，任弼时走进了会场。他瞅着那些被认为出了点状况的同志，一个一个地问：“你们到底哪儿不对劲儿啊？”
有人回答说：“我以前跟那个后来被查出是间谍的家伙，同一趟火车坐过。”
有人讲道：“我跟那个特务是同一个地方的”。
一堆五花八门、莫名其妙的理由，愣是一个都没法拿出真凭实据来解释，这让任弼时火冒三丈。他二话不说，直接跑到其他羁押并审讯同志的地方，当面问他们到底为啥。没想到，这些同志的回答几乎全都不着边际，荒谬至极。
接着这事儿，任弼时赶紧跟毛主席说了具体情况。毛主席一听，马上就发了话：把为期十天的“挽救犯错的人”大会给停了，还狠狠地批评了负责的康生一顿。
没隔几天，十几位年轻男女跑到毛主席住的地方，直接喊话：“为啥要把我们‘抢救’起来？”
瞅着这些年轻人，毛主席马上叫停了“抢救运动”，他跟大伙说：“这段日子啊，就像是摸黑打仗，谁也瞧不清谁，结果自个儿人跟自个儿人干上了。”
讲完后，毛主席把帽子摘了下来，很认真地弯下腰鞠了个躬，跟大家说：“党中央觉得大家都是很棒的同志，希望大家能原谅我。”从那以后，“抢救失足者”的运动就算是告一段落了。
按师哲的想法，康生为啥老跟他过不去，一是因为两人在延安那会儿就有了矛盾，二是因为他完全了解康生在苏联的那些事儿。
师哲曾透露，他在被开除党籍并关押的17年里，康生还特意定了三条规矩。第一条，就是得让他离铁路远远的；第二条，就是彻底断了他和中央的联系；第三条，就是得防着他逃到苏联去。
1979年，师哲历经长达13年的审查后，终于得到解脱，中央组织部认定他“政治上没问题”。到了1980年，师哲重新上岗，他又开始为中苏关系的发展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翻译贡献力量。他的工作给我国学术界日后研究中苏关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材料和依据。
#百家说史迎新春#